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余玮

周南是中英關于香港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主要参与者、执行者。

关于澳门回归前夕的较量,他娓娓道来——

由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澳门的回归显然轻松了很多。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已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有了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经验的周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全程参与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谈判。周南说,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曾有过早于香港、与香港同时、晚于香港3种考虑,但最晚也须在20世纪之内收回。在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不久,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港澳国庆观礼团。他在回答澳门客人提问时首次表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期、同一种方式解决。至于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4轮正式会谈期间,穿插了两国副外长的相互访问,以及在每轮会谈之后中方邀请葡方代表团去外地访问,在访问中进一步交换意见,这在当时被外电称为“旅行外交”。

1986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在同一时间内向新闻界公布了双方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从谈判开始到达成协议共历时10个月。

1986年6月30日,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开场白是双方代表团团长聊天。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说:“不久以前,我们到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坐上一只叫做‘贡多拉的小木船,那时潮水已经退下来,就在小船上听着那桨声,使我想起了一位中国诗人孟浩然的两句诗‘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我希望阁下和各位朋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次都有机会到我们国家参观一些地方,看看中国的景色。”第二天出版的《澳门日报》记录了这段“轻松的谈话”,并从引用的诗句中猜测会谈在风平浪静中进行,中葡谈判将会比中英谈判更顺利一些。

第一轮会谈截至7月1日,一直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在谈判中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一定要在20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二是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是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之后,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这次会谈的内容是就中葡对会谈总议程(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行使主权后的安排、过渡时期的安排)达成协议。首轮会谈结束,发表了只有短短140字的新闻公报:“……会谈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对首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并决定于9月份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

第二轮会谈于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从二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公报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继续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进展。”至此,人们有理由相信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必然会向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面发展。

10月21日至22日,重要且关键的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前,周南以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来暗示这次会谈将取得重要的进展。事实上,通过这一轮会谈,双方代表团已在各个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会谈结束时宣布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开始会议文件的审议工作。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1月17日,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当时周南在外交部的职位是外交部副部长,而葡萄牙方面却由外交部部长亲自迎接,这是不符合正常外交礼仪的,引起了周南的警惕。

“当天下午举行会谈,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天晚上有个招待会,第二天中午又是总理家宴招待。在谈话中谈到澳门问题,我们讲,现在谈得很顺利,很快就可以签订正式协议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天下午是总统苏亚雷斯接见,不要任何人陪见,葡萄牙方面就他一个,中国方面就我一个。他说,澳门的回归不能在本世纪(20世纪)内,这个时间太短了,要到21世纪的适当时候(再回归)。”

一听,周南很吃惊,这个事情邓小平过去讲过了,要在20世纪内解决。于是,他立即表示不悦,回答苏亚雷斯:“听到阁下这样的讲法我很惊讶,因为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在私下磋商中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苏亚雷斯仍辩解:“如果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这么说了,那么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是我们政府的决定。”周南反问:“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国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在重要会谈中讲的话不能代表本国政府。如果按照阁下这样的说法,那么今后我应该跟谁去谈判呢?”

讲到这里,苏亚雷斯僵住了。周南说:“你们再认真考虑,我就告辞了。”下了楼以后,本来一大堆各国记者都在等着采访周南,周南表示:“今天比较疲劳,不开记者招待会了。”

后来,周南回忆说:“我们不能屈服于压力,所以除了明确表态之外,我得给对方也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表达我们的不快。第二天本来安排参观几个景点,我说疲劳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参观项目取消,我要在旅馆休息。当夜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

这个让周南颇为震动的变故,其实出于葡萄牙政府的牟利之心。原来,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中,有些人错误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部分外资会从香港迁到澳门,如果晚十几年再将澳门交还给中国的话,葡萄牙方面可能会由于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巨大利润。

摸清这一情况后,周南决定立刻给葡萄牙方面施加压力,取消了第二天的游览行程。此举引起了媒体和外界的纷纷猜测,不敢冒险破坏协议的葡方不得不再次邀请周南进行会谈。在葡萄牙短暂停留之后,周南立刻返回北京。周南以及中国外交部随后的强硬态度,使得葡萄牙国务会议终于同意在1999年将澳门交给中国。

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在北京举行。这轮会谈历时最长,先后进行了6次会议和5次非正式磋商。最后,双方审议了协议的文本草案,就协议文本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3月26日在北京草签。至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以取得圆满的结果而结束。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联合声明》庄严向世界各国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