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周思成

贞祐二年(1214)三月二十五日,中都(今北京市西南角)城内,寒雨,无风。

这天是“小姐姐”出嫁的日子。“小姐姐”是卫绍王第四女,封岐国公主。

岐国公主出城这天,中都外城已遭受过蒙古军队多次进攻。

新娘看起来前路多舛。据说,成吉思汗极为鄙视她的父亲卫绍王,公开宣扬:“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拒绝承认他的皇位。卫绍王即位不到两年,成吉思汗就挥军南下,攻掠金朝的西北境,屡屡围逼中都。就在强敌压境之时,至宁元年(1213),大将胡沙虎发动兵变,杀害了卫绍王,拥立岐国公主的堂兄完颜珣登基,是为金宣宗。又过了一年,成吉思汗再度兵临中都城下,宣宗许嫁公主,乞求讲和。“时公主见在者七人”,入宫挑选的蒙古使臣,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长相并不出众,眼神却透出聪慧坚毅的小姑娘。她的母亲钦圣夫人袁氏心疼女儿,愿意一同远赴漠北。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这对母女仿佛又很幸运。公主出嫁不到三个月,宣宗为了躲避蒙古兵锋,迁都南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渡”,这是金朝加速崩潰的历史性转折点。再过不到二十年,南京陷落,金朝诸王,连同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被押往蒙古大将速不台驻扎的青城,悉遭杀戮。“青城之难”次年,金朝的末代皇帝在蒙古和南宋夹攻下,自焚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围城之中,金亡。

岐国公主若没有出嫁成吉思汗,必定要经受丧乱至极、肝脑涂地的围城和兵变,最终仍不免与自家兄弟姐妹一同喋血青城。

这个由东北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使北宋蒙受了“靖康之耻”,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北上,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而还。

“绍兴和议”(1141)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隆兴和议”(1164)后,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君主的关系从“君臣”改为“叔侄”。

即使到了金朝国力由盛转衰的金章宗时期,“嘉定和议”(1208)后,南宋朝廷不仅乖乖砍掉力主北伐的韩侂胄、苏师旦等人的首级函送金朝,还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两国成了世为“伯侄”之国,南宋皇帝的辈分又降了一等。

泰和八年(1208)五月,和议达成的消息连同前线元帅府告捷的露布,一同抵达中都。金章宗无比兴奋,分遣官员奏告天地、太庙和社稷,又亲自登上应天门城楼,盛陈仪仗,接受装有韩侂胄、苏师旦首级的锦函。

就在同一年,金章宗病逝,遗诏皇叔卫王即位。

这一年,成吉思汗彻底消灭草原上的宿敌蔑儿乞部,他的九脚白纛旗,将指向南方。

这两起事件,猛然扭转了金朝的国运。

鼎盛时期的金朝,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散关、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东濒大海,西邻西夏,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七省之地,加上内蒙古、陕西、甘肃的一部分,面积相当于南宋的两倍。南宋人口最多时有六千万,金朝疆域内也生活着四千八百万人。

金朝的亡国史,吸引人的还有其浓重的悲剧色彩。金朝皇位迭传九代,凡一百二十年,最后二十四年都在苦苦抵抗蒙古对中原的侵袭。这期间,金朝更换了三位皇帝。成吉思汗斥为“庸懦”的卫绍王,《金史》赞美他身形颀长,美髯须,生性俭约,不好华饰。胡沙虎发动兵变后,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纷纷污蔑卫绍王“失道”,罪有应得。他身边的人却觉得,从他当政期间的作为看,“中材不及者多矣”。卫绍王之后的宣宗,史家赞许他“励精图治”“勤政忧民”,中兴有望,惋惜他生性苛刻,喜好猜忌,卒无成功。金朝真正意义上的末代皇帝哀宗,在四面楚歌的蔡州围城中,对着侍臣悲叹:我当了“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并没犯下什么大错,下场却和历代荒淫暴乱之君一样,“等为亡国”,好不甘心!

这些历史评骘,多半寄托了中原文化精英对故国和旧主的哀思。不过,从种种迹象看,金朝最后这三位君主,秉性确实不坏。

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珪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吩咐“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呜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恻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可惜,哪怕是“仁君”,也无法应对深重的王朝危机。三位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完整展现了一个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国家,如何在“军事失败——内部矛盾加剧、可支配资源锐减——军事失败……”的恶性循环中竭力挣扎,最终覆亡的过程。金朝就像一艘经历长途航行有些破损,却还不至于漏水沉没的大船。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

这出悲剧,还带有一抹独特的壮烈色彩。这个王朝骨子里毕竟流淌着“北方蛮族”的鲜血。在臣服和抵抗之间,金朝更多选择了抵抗。

面对更加强悍的蒙古,金朝的表现比当年的北宋要强。南宋配合蒙古攻陷蔡州后,金朝的临时宰相张天纲被南宋将领俘虏,很快被锁在囚车里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知府薛琼负责审问他,开口就讥诮:你这个亡国奴,“有何面目到此?”张天纲昂起头回答:“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徽宗、钦宗)何如?”一句话便让在场的宋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薛琼大吼:“快来人,赶紧把这人拖下去!”

这出悲剧的结局,更让人有些回味。从战争的废墟中爬出来,刀下余生、惊魂未定的前金朝子民,不少被吸纳进入了蒙元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有人由此成为帮助奠定一代制度规模的人物,还有人对天崩地裂后中国文化价值的保存和重建,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历史影响,当然,还有更多被那个时代践踏、侮辱和损害的普通人,没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姓名。

(摘自《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