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清人许仲元的《三异笔记》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的故事。这位王先生是绍兴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还是财政方面的事都非常内行。他在云南的时间很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当地的首席幕僚。他的家就在省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亭榭戏台,奇花异草,样样齐备。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但道台、知府以下的官员就只能登门求见了。

云南的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平时他的左边一个皮包里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中放财政方面的文书,签订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司和按察司衙门去,两位长官一般不会再有任何改动。

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要聚集到他家中,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他家里常常是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声和吆喝声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彼此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王先生每天晚上都要设宴请客,用具也与众不同,有专门设计的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可以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专品一种还是每样都尝悉听尊便。

王先生是位绍兴师爷,虽然是省里的首席幕僚,却是毫无官职的,当然属于吏,而不是官。但他的权势却远在省里绝大多数官员之上,除了总督、巡抚这两位最高首长,谁也不能不听他的。他的家俨然就是处理省内日常事务的衙门,也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他的生活在省里也肯定是第一流,并且十分新潮,推出当时绝无仅有的高级自助宴会,不用说一般中下级官员,就是省中大员也未必能有如此排场。

王先生这样的例子或许只是个别的,但吏的权力之大,并且往往在实际上操纵着官,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朱克敬的《瞑庵杂识》里面记载了清朝末年一个吏所说的话,其坦率和自信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说:“来办事的人就像乘客,政府各部门就像车子,我们这些人就像是车把式,各部门当官的就像是骡子,我们用鞭子抽着他们往哪儿走就行了。”本来应该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却会被名义上的下属和附庸的吏当成拉车的骡子,用鞭子抽着,爱往哪里赶就往哪里赶。这些吏居然还敢公开说这样的话,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一下:官和吏,究竟谁管谁,谁服从谁?古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名实不符的怪事?

要说官员们都心甘情愿,那当然不可能。哪一位当了官的人愿意做自己下属的傀儡?又有哪一位官员会主动让幕僚来摆布自己?但有时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清朝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

据说当时有位绍兴师爷邬先生,本领极大,但脾气也不小。田文镜请他做自己的幕僚,专门给雍正皇帝拟奏折。邬先生提出的要求是,放手让他写,保证对田文镜有利,但写些什么不许田文镜看。田文镜同意了,邬先生就任幕僚,几道奏折呈上后,果然皇帝龙颜大悦,田文镜一下子成了宠臣。

原来邬先生认准了雍正一心要除掉了解他篡位隐私的顾命大臣隆科多,所以以田文镜名义接连上奏揭发,使雍正获得借口消除了这个隐患。但不久邬先生脾气越来越大,田文镜受不了,打发他回老家去了。从此以后,田文镜上的奏折无不受到雍正的批駁,弄得他胆战心惊,只得再次请邬先生出山,并且答应了他的苛刻条件。邬先生重新操起刀笔,果然身手不凡,为田文镜起草的一道请安折奏上,雍正居然认出了他的手笔,亲自用朱笔批上:“朕安。邬先生安否?”田文镜对这位幕僚自然只能奉若神明了,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此事究竟是不是历史事实,现在已很难查考了,但类似的故事很多,足以说明绍兴师爷们的威力,也说明无论职位多高的官员都离不开吏的辅佐和指点,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吏更是不可或缺。

(摘自《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