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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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淋

成语“宠辱不惊”说的是唐高宗时期吏部考功员外郎卢承庆考察官员的故事。

当时,一名负责运粮的官员因为突遇大风而导致翻船,不少粮食掉进河中。卢承庆一开始将此人的考语定为“监运损粮考中下”,但见此人神色自若、没有辩解后,便看重他的气量,说“遭遇大风不是你所能阻止的”,将考语改为“中中”。后见此人同样没有露出惊喜之色时,卢承庆再次将考语改为“宠辱不惊,评为中上”。

同样一件事,却因被考评对象的不同表现,结果却从“中下”变为“中上”。由此可见,相较于客观的考核标准,古代考察官的个人喜恶对考核结果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事实上,与古代官员升迁考核制度的其他弊病相比,这点毛病还算是轻微的。

从技术层面来说,无论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缓和阶级矛盾还是选拔人才的客观需要,历朝历代都力求将官员考察制度精细化和规范化。

如卢承庆所在的唐代依据“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将考核结果划分为九个等级,对取得中上及以上等级的,加禄一级,中下及以下的还要夺禄一级。明代制定出《考满法》《考察法》等规定,从制度层面规范官员考察制度。清代甚至还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考察监督制度,尝试对考察权进行监督和约束。

然而,这些毕竟只是纸面上的规定,真实的官场生活中,考察中官员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事情多如牛毛。

另一个显著弊端是,这套官员考核制度并非一把尺子量到底,对有地位、有资源的高官往往考核偏松,看似严格的规定实质只约束了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小官。往往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随着吏治腐败的加剧,这套考察制度更是趋于沦为形式,甚至演变为私下交易的工具。比如宋代,依照常规进行考课的地区、部门,就严重存在“考课不实”的问题。例如,地方虚报治事绩效;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

事实上,无论哪个封建朝代,皇权专制的本质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官员考察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其注定弊病丛生。选任官员很多时候只需皇帝的一句话即可,由此产生的荒唐事不胜枚举。

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第五个皇帝刘骏的宠妃殷淑仪去世后,刘骏整日精神不振,在一次凭吊时,秦郡太守刘德愿因哭得如丧父母般的悲痛,被刘骏认为哭出了忠心,便立刻提拔其为豫州刺史。

能写一手好书法的蔡京被宋徽宗重用,擅写青词的严嵩,被信奉道教的嘉靖皇帝任命为内阁首辅。而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奖励性质的“恩荫”制度,更是让整个官员考察制度丧失了权威性和公信力。

对不少谋求提拔的官员来说,与其专研政德、修政安民,还不如取悦上级、私下走关系来得快。在這样逆向选择的冲击下,古代官员考察制度错漏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