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汪朗

过去中国的官民之别往往体现在穿衣戴帽上。布衣,黔首,白丁,必为平头百姓;缙绅,簪缨,冠盖,定是显宦高官。

想当初,只有给皇上办事的人,才有华服可穿,有高帽可戴,才有资格在裤腰带上添点零碎儿。过去朝臣面圣时要拿块长形手板,上写所要汇报之事以防遗忘,其名为“笏”。笏在不用时可缙(插)于绅(腰带),人们因此把官员称为“缙绅”。没资格在裤腰带上添零碎的人,只能身穿麻布衣裳,是为“布衣”;脑袋上只能拿块布裹吧裹吧,因为当年秦国平民头裹黑巾,后代便以“黔首”作为百姓的通称;平民所穿布衣还不许绣绘花样,必须是白不呲咧的本色,因此他们又成了白衣,以后演化为“白丁”。

白丁并非全为赤贫,也有富商大贾。这些人虽无功名却有钱财,自然不满足于只穿麻布片,也想光鲜光鲜,然而这样做往往招致麻烦。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一次到洛阳巡视,看到城里商人穿着华丽,当即下令,这些精美织物,只要无官无爵就不许上身。诏令还规定,“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这刘氏冠本非正经玩意儿,当年刘邦在乡间当混混时,虽然是个亭长,但也无冠可戴,于是用竹皮编了个水果篓子,顶在脑袋上过把干瘾。待到他称帝之后,硬将这劳什子命名为刘氏冠,还当成了大宝贝。诏令所抑所扬之事,皆于情理不合,但因有强权掺和其中,无理也就变成了大大的有理,而且还堂而皇之地载于《汉书》。世间事情,往往如此。

劉邦的诏令没有说明,着装逾制者要受何种处罚,但后代律令则有之。如元朝《舆服志》规定:“庶人不得服赭黄。……帐幕用纱绢,不得赭黄,车舆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违反规定者,“决五十七下。违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赏”。除了屁股要挨板子,违禁之物还得全部没收,奖给检举人和查办人,这处罚够严厉的。不过,该罚则也有例外,“御赐之物,不在禁限。”律令之所禁与所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化皇权。唯此,皇上才能以服饰之赐笼络臣民。

御赐服饰,名堂甚多。从原料到服装到服色到纹饰到裤腰带,样样可赐。受赐之人也是五花八门,忠臣良将有之,奸臣佞幸亦有之,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全然取决于最高当权者的需要与喜好。

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时,有个官员叫顾可学,无锡人,进士出身。他在担任浙江参议时,因被人揭发在中央部委工作时贪污公款,被革职斥归,在老家闲待了十几年。为了重返官场,顾可学以重金贿赂权臣严嵩,并说自己能炼制延年益寿之药,严嵩遂向迷恋于长生术的嘉靖皇帝汇报此事,“上立赐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顾可学的长寿药不是别的,“惟能炼童男女溲液为秋石”。但嘉靖皇帝服用之后居然觉得灵验,于是让他当上礼部尚书。他的老家因此流传两句民谣:“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盖吴人“尿”呼“书”。靠着熬尿碱,便能获得金帛之赐,进而官升二品尚书,这御赐未免过于荒唐。顾可学的事迹在《明史·佞幸列传》和《万历野获编》中均有记载,只是明史略去了民谣,大概是觉得这些话实在有损于领导形象。中国的正史往往不如野史生动好玩儿,就是缺了“千场万场尿”这类黔首语言。

服饰之赐的对象当然还有能臣。稍微明白点事理的皇上毕竟知道,坐江山不能只靠溜须拍马之徒。因此,除了顾可学这样的货色外,明代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崇祯年间的御边统帅袁崇焕等人,也都有过赐服之荣,而且规格颇高,所赐者为蟒服。蟒服因面料绣有似龙之蟒而得名,非皇上亲赐,即便一品高官也不得享用。张居正当过皇上的老师,万历皇帝一度对其言听计从,因此赐件蟒服也不稀罕。不过,皇上一时看重你,并不代表一辈子看好你,等到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在一些朝臣的怂恿之下,抄了张师傅的家,还差点把他开棺戮尸。服饰之赐,实在是不牢靠。

也许是看清了这一点,当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让袁崇焕全权负责辽东战事,并赐他蟒服和玉带时,袁崇焕极力谢绝御赐,只求皇上能给点信任,不要听信谗言,说是“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朱由检当场开出保单:“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但到头来他还是听信谗言,以擅主和约等罪名,“磔崇焕于市”,也就是千刀万剐。很惨。

看出了专制制度的毛病,却不得不周旋其中,最终自蹈死地,这是袁崇焕们的更惨之处。

(摘自《衣食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