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张文涛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

东学背景》

郑匡民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

在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中,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14年至关重要。这一时期梁启超以日本思想界为跳板深入学习西方,深刻认识到启蒙国人塑造“新民”的重要性,借助他“常带感情”的妙笔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要深入理解日本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世界,必须弄清楚他从日本思想界所导入的欧美思想中接受了什么?又拒绝了什么?他读过哪些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要求研究者对梁启超置身其中的中日两国思想、政治背景有深入了解,对他最终摄取的西学有足够的认识。

学界迄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国内学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匡民先生为代表,海外学界以日本京都学派狭间直树先生为代表。他们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相对接近,均注重对西学、东学和梁启超新学的文本异同比较,揭示中日两国接受西学过程中的共性与区别,尤其是接受西学过程中基于各自国情的创造性。《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是郑匡民先生的代表著作。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蕞尔三岛”的日本,师夷长技30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国思想界不得不将眼光投向学习西方更有成效的日本,日本化的西学即“东学”也进一步成为国人学习、效法的对象。梁启超自不例外,他在康有为源出公羊学的春秋三世说指导下重新理解日本的崛起与列强环伺的世界。1898年9月26日,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在日人帮助下逃上日舰大岛号,开启他14年的日本流亡生涯。以明治维新后日本为桥梁,借助“东学”深入探索、宣传启蒙救国之路,这14年在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

在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影响下,深入理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共性、区别及成效,成为梁启超维新事业的新起点。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给予梁启超莫大刺激。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认为人类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不断发展,发展的过程有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他认为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欧美诸国是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是半开化文明国家,非洲、澳大利亚等是野蛮国家。欧美国家对于亚洲国家而言,自然是应被效法的文明。不过,福泽谕吉文明观同时也认为文明是无限的,欧美诸国的文明也未达到尽善尽美,也不应满足于此。诉诸明治时期日本历史,不得不承认这是日本人的真实心态,向欧美先进文明学习谋求与其并驾齐驱,乃至赶英超美越乎其上。

梁启超心悦诚服地接受福泽谕吉的三阶段论文明观,视其为“世界人民所公认的进化公理”。梁启超也从明治维新的成功实践中看到巨大希望,他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声称“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兴矣”。可见梁启超在接受福泽谕吉的文明三段论理论后赶超西洋文明的急切情绪。但是,梁启超还是过于乐观,他明显忽略了福泽谕吉文明观中的负面因素。福泽谕吉本人就曾明确认为“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者自然就要压制落后者,而落后者自然要被先进者所压制”。郑匡民先生就据此敏锐指出,福泽谕吉的这种理论客观上已在为“先进文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辩护。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国人学习西方救国有三大步骤,即从学习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在典型意義上,这三个层次又分别对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但是,较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源出于梁启超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这种划分基本上是大体而言。梁启超在日本14年活动是在反思戊戌变法的基础上展开的。赴日之初,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呼吁日本政府营救光绪帝处处碰壁,戊戌变法本身也被日本朝野批判为操之过急。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开始借镜明治日本思想界,在反思戊戌变法失败的基础上谋求救国之道,这就是思想启蒙的形成与展开。

戊戌变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梁启超当时就已认识到日本变法“先其本”,中国变法“务其末”,两者“事虽同,而效果乃大异”。到日本之后,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思想家影响下,梁启超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区别的认识慢慢清晰。福泽谕吉将文明分为“内在文明”和“外在文明”,前者指衣食住行等外在的西洋化,后者指西洋区别于他处的内在“文明之精神”,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根本所在。梁启超完全接受福泽谕吉的观点,认为“外在文明”只是文明的形质层面、非本质,真正要学习西方就要学习其“文明之精神”。福泽谕吉主张摄取西洋文明的精神,通过思想启蒙使每个日本国民能“独立自尊”,从而达到日本救亡的目的。对此,梁启超深以为然,按照“先改革人心,其次才能波及政令,最后方至有形之物”做法,在“新民”的口号下开始民众启蒙之路。对此,他在《新民说》中坚定地写道:“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民众启蒙是明治时期思想家的共识。中村正直的思想也同样推进了梁启超的“新民”之路。和福泽谕吉等一致,中村正直也认为向西方学习的根本不是“政体之一新”,而是教育等问题上入手先使“人民一新”,在人的素质上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做到人的现代化。

梁启超对日本启蒙思想并非照单全收。他就明显拒绝中村正直所谓西洋文明精神的核心在基督教认识,凡此种种所在多有。但是,需要指出,当时不少关键问题无从论其优劣,只能从后世的眼光回顾反思。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对“国权”和“民权”关系的认识是为关键,直接影响到他启蒙思想的基调。这一问题不仅影响日本近代化的根本,也同样是影响近代中国变动的关键,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异同深刻体现彼此的特质。大体以1903年梁启超访美为界,此前他更为注重“民权”,其后则侧重“国权”。梁启超在“国权”与“民权”问题上,主张中国完全效法日本,以“国权”为重。这当然并非是政治理想所致,而是近代化后发国家建立民族国家优先性的客观需要。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民权不及欧美,但他对日本能赶上欧美的民权水平充满信心。这自然也表现了他的乐观天性。

在启蒙民众的诉求中“国权”具有优先性,当然是近代中日两国启蒙思想的一致之处。套用福泽谕吉的说法,这是近代化过程中后发国家所面临“现实中西洋”威胁,在学习“理念上西洋”过程中的自然选择。但是,就“国权”压倒“民权”的性质和结果而论,近代中日两国却根本不同。日本正是在“国家主义”等思想影响下走向“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侵略道路,但是同样受到这些思想影响的近代中国却主要以此思想作为捍卫国家生存的武器。从理想角度讲,“国权”和“民权”应该是一致的,这是留给中日等学习西方却结果有异国家的共同课题,其间的经验和教训都很重要。

郑匡民先生留學日本八九年,他本人上佳的东学素养是本书成功的关键。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也体现在写作此书的方法论。日本学界素以方法论见长,作者深谙其道受其影响,本书无疑给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带来方法论的启示。众多周知,思想史的灵魂在于思辨,但思辨本身需要有效研究方法的支撑。本书在这一点上惠人良多,全书方法一致、一以贯之,首述日本相关学者身世、师承、生平和学术,后在文本比对中把握对梁启超的具体影响。就对日本思想家本身思想的讨论,则在汉学、兰学进而直接对话西学的框架中论其思想脉络,再从思想家与明治时期日本国情的深刻互动中把握彼此的异同。

对于本书的研究方法,耿云志先生在序言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尽量搜集到当时影响到梁启超的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和他们所刊行的杂志,认真解读它们,然后再与梁氏发表的大量相关论著加以比较,从中发现构成梁氏思想的材料来源,及其在理解和表达方式上,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响。”这自然是高明而实用的思想史方法,其结果不仅是本书厘清和析出了梁启超接受和宣传西学中的日本成分,更让读者对近代面对西方强势文明时中日两国学习借鉴中的异同,尤其是日本转手欧美的所谓“东学”在国人思想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多了几分理解。

本书以“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为名恰如其分。“东学”作为日本化的西学确实在清末民初国人的思想世界中扮演过关键角色,但客观讲也只是近代中国转型的思想资源之一。国人的确将日本视为学习西方的榜样,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和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加深,“东学”对于国人的吸引力和正面价值逐渐下降。梁启超本人的态度就是明证。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行径就让梁启超看到日本文明的迅速退化,其后“护国战争”中的经历则更让他从“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 “知人论世”“论世知人”,本书在充分肯定“东学”在梁启超启蒙思想塑造中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深刻反思乃至批判了“东学”的局限性。近代日本“东学”所包含的“极负面的思想因子”,其根本之处在于日本在亚洲的优越性和主导权思想最终导致侵略他国,也造成自身悲剧。如果将此书和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比照,我们似乎可以说,对国人而言作为思想“背景”的“东学”是客观存在,但以此为基础的“近代东亚文明”却显得渺茫。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