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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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颖

2020年12月10日,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处方流转中心,对银川市所有的医疗机构进行区域智能前置处方审核和处方多渠道互联网流转,促进药学服务模式转变。图/视觉中国

在大医院资源密集、看病便利的城市,要把患者留在社区看病,难度很大。

银川市卫健委试图通过互联网医疗,向大医院聚集的市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力,力求打造城市居民15分钟医疗服务圈,把患者留在社区,才能真正做好健康管理。

2021年8月,首个“互联网 医疗健康”健康管理体系示范点,落地银川金凤区阅海万家F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银川健康幸福园”的一分子。

该社区居民今后可以在家门口,通过远程医疗请三甲医院的医生来诊断,心电检查、胎心监测、呼吸睡眠监测、B超、影像检查就不用非去大三甲医院排队做检查,还可以在“银川健康幸福园”定制健康管理服务,健康管理师可以提供入户的咨询、送药等服务。

这套可以有效推进分级诊疗的模式,银川市卫健委探索五年多,最初是从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开始,曾派大医院的专家去乡镇卫生院坐诊,推进“医联体”建设。然而,银川市卫健委党委书记马晓飞观察到,当医联体成员医院发展到30家时反响很好,到80家时就不如预期。

他发现,有的县副主任以上医师太少,全加起来都不够排班。而且让一位三甲医院的骨关节置换专家去乡镇医院坐诊看头疼脑热的病,太浪费医师资源。

互联网医疗的到来,让马晓飞看到希望。五年前,银川发出全国第一张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牌照后,至今已有100多家互联网医疗企业落地银川。

全国的医生随之跟进来。截至2021年3月,在银川备案的多点执业医生总数已达6.3万名。医生在线上接诊的全国患者数量,已经远超过本市患者。宁夏成为国家首个“互联网 医疗健康”示范区。

一心想打造一套“低成本、可复制”医疗模式的马晓飞,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坦言,无论对公立医院还是第三方互联网医疗企业,核心问题在利益分配机制上。

(资料图片)马晓飞。

《财经·大健康》:银川成为探索互联网医疗第一地,是被倒逼的吗?

马晓飞:但凡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有人得了大病,直接就去北京了,拖家带口不说,钱花得多,还未必挂得上号、住得上院,这个问题在银川很突出,在全国也很普遍。

跟北上广比,银川缺乏优质医疗资源。所以做互联网医疗,西部地区的积极性比东部要高。我就是想通过互联网医疗,把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引进来,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

同样的,通过互联网医疗,我也让银川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下沉到基层,指导乡镇卫生院的医师为患者看病;另外,患者在基层做的检查,由上级医院大夫做诊断,这样就向基层打了一套组合拳,把患者留在基层,自然就推进了分级诊疗。

把这些交给第三方企业去做,政府来统筹、引导,这样既可以减少投入,也节约了财政资金。

《财经·大健康》: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马晓飞:当时最难的是让大家接受互联网医疗的理念,医生、患者是否习惯在网上诊疗、看病,管理者、院长怎么看这种新模式,都需要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

还有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这涉及到公立医院、医联体、医疗集团,每一方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所以利益分配机制建不好,这个事情就做不好。

银川推进互联网医疗,主要就是在利益分配机制上下功夫。

首先是不能增加患者负担。比如远程医疗看一张胸片,基层医院收取58元,5元给上级医院的阅片医生,3元给第三方互联网医疗企业。

每个项目的利益分配都不一样,如何保证下级医院利益最大化,如何激励上级医院医生参与,第三方平台如何在做好运营维护的同时,收回它的投资,要大家的利益收入都合理才行,只要中间一个环节不得力,就做不成。建好机制,市场自然就将资源合理优化分配了。

《财经·大健康》:怎么能让院长们同意医生在互联网医院执业?

马晓飞:我于2017年到银川市卫健委任职的时候,还在兼任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我鼓励医院所有符合资质的医生,在不影响医院工作的情况下,用碎片化的时间在互联网医院多点执业。

醫院收益不仅没有受影响,线下的业务反而更好了。通过线上问诊,更多的患者知道银川第一人民医院了,知道在这里能请北京的专家看病。医院的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了,三四级手术率大幅上升,地域影响力也明显扩大。

一家医院做好了,这个模式才能以点带面,推广到更多的医院去。

《财经·大健康》:互联网医疗是对传统医疗的一种颠覆吗?

马晓飞:不是颠覆,互联网医疗对传统医疗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力量。

为什么我要干这个,因为我坚定地认为传统医疗中,患者看病就医的模式和医生的执业模式迟早要改变。我真的想为患者做点事情。

在西医引进之前,就是郎中加诊所的模式,没有住院部。随着西医的引进,医疗模式的改变,出现医院。

我们的医疗服务模式这么多年没有变,就是一个封闭性的“金字塔”,全国顶尖的医院在塔尖上,一层层排到基层医院,但所有的病人都想往塔尖走,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服务效率。每家医院都是一个封闭的单元,把人才、设备、资源都围在墙里,大家都得进到围墙里去看病。

未来医疗模式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梯形结构,实现人员、设备、服务及信息的共享。

因为按疾病分类,患者群体就是这种结构,有常见病、慢性病、普通疾病和疑难重症,按需形成的医疗服务供给市场,应该也是一个梯形结构,看常见病应该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稍微复杂的疾病在二级医院,疑难重症在三级医院。

现在全国都在做互联网医疗、医联体内的远程医疗,但是大三甲医院只给下级医联体成员医院服务,不会把医生贡献出来,在全国平台上服务。而作为一个医疗行业的管理者,想要实现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同质化。怎么办?互联网能改变这点。

互联网发展的这20年,你能看到生活颠覆性的变化,在医疗行业同样会发生。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一是连接,二是共享,它能打破时空限制。我现在做的,就是将银川作为一家大医院建设,将银川市所有符合互联网医疗资质的医生和药师云化,为区域内的患者服务。

如果把全国医生都放到云端,资源完全整合、共享,以后为全国人民进行点对点的服务,必然会改变现状、打破围墙,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财经·大健康》:远程医疗会成为大医院虹吸患者的工具吗?

马晓飞:我不认为远程医疗会虹吸患者,至少在银川是推进分级诊疗,减少患者奔波并留在基层。如果出现虹吸问题,是机制建设出了问题,不是远程医疗技术本身的问题。

我们应该通过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让患者主动分流,让三级医院的医生把精力花在疑难重病上。比如,北京的名医在网上问诊收费800元,而市级三甲医院大主任收费可能200元,如果患者的病没那么严重,自然就选择200元的。

《财经·大健康》:2017年曾出现“互联网医院”被叫停的苗头,银川已经批了17家互联网医院,你当时担心吗?

马晓飞:2017年银川已经在体系化地推进互联网医疗,不仅是发了一些互联网医院的牌照,还在同步开展互联网远程诊疗和诊断。当时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政策出台,我们做了一些创新。2018年国务院出台管理文件,我们肯定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按照规定做。

我们之所以会坚持探索互联网医疗,是因为实实在在地尝到甜头,解决了本地患者的就医需求,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在做对的事情。

过去,村里的病人都是拿着片子进城去看,但有互联网医疗后,在乡镇卫生院拍的片子和在三甲医院拍的片子,诊断医师是一样的,患者就不用往城里跑。患者得了大病,也不用跑北京,通过远程专家门诊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家服务。不仅看病便捷,还能省钱。

对本地的医院也有好处,疑难病患者能留在本地,经常有北京专家过来会诊、做手术,本地医师的技术水平也能得到提高,否则永远成長不起来。常见病患者能留在基层,基层医疗机构的病人多了,医生待遇自然水涨船高。这样既能推进分级诊疗,还能节约医保资金,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实惠。

《财经·大健康》:试点中遇到互联网医疗安全方面的问题吗?

马晓飞:不能说在线问诊不存在风险,但通过对比来看,线上医患纠纷比线下要少得多。从前期的互联网医院准入、医生管理、病历书写、用药规范、信息安全到诊疗后的患者投诉,再到线上支付、医保报销,银川已经出了19个配套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并且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

《财经·大健康》: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算是技术支持者,还是医院?

马晓飞:只要拿到互联网医院牌照,那它就是医疗主体,而不是为公立医院医生搭建平台的技术企业,这要明确。

有一些企业,还没有拿到互联网医院牌照,但也通过技术平台和医院合作,那是另外一件事。

《财经·大健康》:还没有互联网企业能够依靠在线医疗服务盈利,这条路能走通吗?

马晓飞:很多企业没有盈利,但是它们有走得通的盈利模式,而且每个企业的盈利模式都是不一样的,都需要时间。

这两年互联网医疗才开始快速增长,企业其实还在初创期,需要大量的投入、扩张,成本是大于收益的。对所有行业都是一样,医疗行业的周期又特别长,比如说线下开办一个实体医院,平均七年才能盈利。这么多的投资公司进入互联网医疗,都是进行过详细核算的。再过两三年,它们前期的扩张成本摊薄后,就能看到盈利数据了。

《财经·大健康》:武汉疫情时期,有些互联网医疗的“轻问诊”其实突破了对线上首诊的限制,你怎么看?

马晓飞:“轻问诊”是企业提出的一种概念,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非常明确问诊和咨询的界限。但对互联网医疗放开首诊,我的态度是不反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探索先选择几个病种,比如皮肤病和心理疾病等开展首诊服务。

《财经·大健康》:医院和互联网企业都在做线上医疗,谁能做得更好?

马晓飞:不能说谁能做得更好,只是从各自不同的服务角度出发去做。从利益导向来说,第三方企业更有动力去做。

关键就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机制建好了,都值得探索。我们能看到,在大部分行业的改革中,都是社会资本把它做成的。具体到医疗行业还需要探索。

银川形成的“互联网 医疗健康”,一是全政策保障机制,强化监管措施,制定互联网诊疗相关标准和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规范发展;二是加强互联网的便民服务、远程门诊、远程诊断,以及健康管理等体系建设,打造家庭医生、慢病管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相融合的“四个一”健康管理模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落细。

《财经·大健康》:互联网医疗能撬动医疗服务体制的改变吗?

马晓飞: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必将是对传统医疗模式的有益补充,而且会推动分级诊疗,推动医疗资源共享,推动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和同质化。它们和公立医院不是竞争、不是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和共赢的。作为卫生行政部门,我们要积极引导第三方平台型的互联网医院的发展。

互联网医疗将来是会撬动整个医疗服务模式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