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张立雄

在澳大利亚开了多年出租车,有许多乘客向我倾吐衷肠。他20岁出头,浑身脏兮兮的,脸上有一股深重的忧郁。当前面两辆出租车呼啸而过不理他时,我停下了车。

我们在车上闲聊起来。他说他从乡下来,要去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找朋友。我问:“你朋友家在哪条路上?你朋友知道你来吗?”他说不知道朋友的家具体在哪儿,朋友也不知道他要来,他也没有朋友的电话。他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说废话。”

这个理由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我立即来了兴致。

“我的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就谈职业、金钱,这太沉重了。人需要说些胡话、废话,各说各话,笑得不明所以。然后一个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才能是一个新鲜的人。”

“所以,我宁愿找不到朋友,也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他不那么忧郁了。最后我在一个小路口放下了他,我估计他是找不到朋友的,但他会在远离家乡的悉尼找到一个可以说胡话、废话的人。

我从中醒悟,澳大利亚人更愿意和不相干的人说真心话。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违反常理,却有它的道理:一方面没有泄露隐私的风险;另一方面,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的回答,是最直白、最没有顾忌的见解。

还有一天晚上,经过百老汇大街时,我看到一个瘦高个青年站在公交站台上等车。我把车停下了,他朝前走了两步,打开了后车门。

他说了一个地名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我顺势问:“工作很累?”他先长叹了一口气,才说:“我很小就得了骨癌,今年22岁了,一根股骨全蚀坏了,明天要进医院动手术。”我听了很震惊,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就说了一些礼貌的废话,我的确无能为力。

他下车后,望着他被路灯拖得又长又细的身影,我心里为他难过,不是因为他与生俱来的不幸,而是因为他此刻的孤独。手术前夕仍然孤身夜归,这是人生的又一种不幸。他没朋友吗?没亲人吗?为何只能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一吐哀愁?

五六年前,我在市中心的一幢住宅楼做清洁工作。有人凌晨4点跳楼自杀。黛比是大楼的物业经理,和我关系很好。她眼泪汪汪地坐在窗边,然后絮絮叨叨地对我说:“是我害死了他。他是一名空軍军官,以前我们只是点头之交。凌晨两点,我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突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回答的人是他,他说想和我聊聊。我当时正烦,就说:‘滚开,我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到了凌晨4点,我还在电话里和男友吵架,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这时就见一个身影从楼上飘落,经过我的窗户。我对着电话惊叫起来……”她颤抖起来,不得不停住,然后她说:“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开门让他进来,他就不会跳楼。”

没人提起那个军官,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如果在我的家乡,这肯定是一个热门话题,这当中有多少是八卦,多少是关切、遗憾,或许难以分清,但不会这样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