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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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岭南超过36℃的高温,落在每一个人的头顶。大卫来我们家那几天,气温达到一个新高峰。我们打算把地里的玉米收完就回家。此时,他的T恤衫被汗浸透,湿哒哒地贴在身上,有几只蚂蚁,正艰难地往衣袖里钻。“你帮我翻译,”我妈对我说,“问他要不要先回去,外面太热了,怕他受不住。”大卫听闻,疑惑地望过来,我妈喊道:“你,OK不OK?”

“还可以。”他用生硬的中文回答,挤出笑容。

1

七年前,我和丈夫把北京的家搬回广西的一个小村庄,和女儿、父母住在一起。城里的朋友们偶尔来住几天,帮我们干点农活。

有位朋友,跟我们割了一天水稻,说回去后再叫朋友来,在健身房运动的人,力气大,干活派得上用场。被忽悠来的那人,就是大卫。

爱尔兰人,四十出头,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他在中国三年,去过北上广几个大城市,著名景点也打过卡。因为疫情无法出境,六月份学校放暑假,他计划去昆明报了个给外国人开的语言学校,一边旅游一边学中文。上海的夏天太悶热了,总得找个什么理由跑出来。

朋友建议他到我们这里——“你为什么不住进真正的中国人家里去?每天都能学中文,还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中国农村家庭不一样的生活。”

但是,朋友又吓唬他,“农村肯定没你现在的条件好,万一,做饭不合你胃口,哪儿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得忍着,不能提前哭着跑回来。”

“我们这里条件哪有那么差?”我妈有点生气,“叫大卫别怕。”怎么招待国际友人,成了那段时间我们家饭桌上天天讨论的议题。

“我们家还没招待过外国人呢,”我爸说:“鸡鸭是肯定要抓来吃的,第一天吃鸡,最后走那天吃鸭。”“不用那么隆重吧,家常菜就好了。”我说。

“那是必须的。这个代表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我们这里招待客人就是这样的,最高水准。”我爸说,“对了,大卫家在农村还是城市?看样子,可能也是进城打工的,都不容易。”

唯一让我妈发愁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卫沟通。我妈拜托外孙女那那:“你帮我们翻译。”那那大惊:“我才四年级,我也听不懂。”

2

第一天,大卫被接进家门,恭恭敬敬地跟我们走。他左看右看,礼貌地说:“哇喔,good。”“他什么意思?”爸妈问我。“就是好。”“顾得、顾得”,他俩笑逐颜开。面对我们说的中文,大卫一概报以专注的神情,并附上神秘的微笑,似乎鼓励我们继续说下去。等我们滔滔不绝说完,问他:“听懂了吗?”此人立刻换上一副呆滞的表情:“对不起,你说什么?”

吃饱饭,大卫说:“今天农场安排什么活儿?”我不得不纠正他,我家不是农场,只是几块地而已。他在城市长大,没做过体力活,费力气的事,除了在健身房举铁,他想起来就是大学毕业那年在伦敦当警察,把街边的醉汉拖到诊所去。

第二天,我们到山坡的树林里,那儿有一大片成熟的玉米。刚下过雨,小路被冲出一道道沟壑。离玉米地还有几百米远时,三轮车无法前行,我爸开始用铁铲修路。再往上,只能一步步拨开野草丛,探身前行。

天地沉默,惟有鸟鸣和微风偶尔发出响动,一个人把玉米棒子掰下,剥去外皮,露出金黄色的颗粒,后面跟上一个人,把玉米杆砍倒。摘下的玉米,装进竹筐里,背下山。

大卫一身行头穿戴整齐,长袖长裤,另外从脑袋到脖子,裹了一块花花绿绿的围巾,一戴上鸭舌帽墨镜,就像花枝招展的007。我们看着他大笑,他不解地问:“有什么奇怪的吗?”

007出门前往全身上下喷了一通。“我特别招虫子。”他说,“噢,蚂蚁又咬我。”玉米搬回家,吃完饭大家边看电视边剥玉米粒。大卫很快缴械投降,举起手指报告:磨破皮了,同时抱怨无聊。他不解,这份工作,为什么不交给机器做?我爸笑嘻嘻地说:“反正看电视也是闲着嘛。”

能引起大卫感兴趣的农活,是傍晚时将晒了一天的玉米粒收回家。慢慢扫拢成堆、装袋、用手推车运回家,头几天,他略微欣慰地说:“我喜欢做这个,什么也不用思考,太好了。”如此重复了三天。到最后一天,干活时我们已不再聊天,空气中是长久的沉默。机械化、无意识地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前系紧最后一个袋子。

3

这座少数民族聚集的村落里,至少一个世纪没出现过外国人。“听说你们家来了个外国人?”从地里回来的屯委,打电话问:“他不是刚入境的吧?防疫要求……”“他这两年都在国内,没出境,也打了疫苗。”我说。

横贯村子的是一条浅浅的水渠,那里挤满洗衣服、热闹聊天的妇女。看到大卫,她们停住手中的棒槌,强装镇定。大卫说:“嗨,你好。”大婶立刻吃惊地将头扭到一边,向姐妹宣告:“他真高啊!他跟我说话了!”“说什么了?”“我不知道!”

作为一名老师,大卫最擅长交往的,还是孩子。下午2点半,大卫准时给孩子们上英语课。教材是书柜上随便找的一本幼儿园英语绘本。作为语言交换,她们教会了他打中国的扑克牌,他的中文在牌局上得到飞速提高,像孩子们那样说话:“不要不要不要……”他意识到当自己说出这句中文后,会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便一次又一次抓住机会把它甩出来,再也没有学会别的中文。

住在我家的这些天,大卫带了咖啡豆和便携咖啡机,一边喝咖啡,一边用kindle读《瓦尔登湖》。他说自己不太喜欢上海,因为工作节奏太快,“你们这里跟金边很像,大家慢悠悠的,享受生活。”

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爸抓了一只鸭子。吃完最后一顿饭,大卫到客厅去称重,我们听到他发出一声惨叫。“不可能!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候称重的。”他跑过来向所有人说。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个拘谨的、只顾埋头吃饭的人,会在饭桌开玩笑,会在吃饱后心满意足地坐在座位上,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甚至会说:“一个大家庭一起吃饭,我家以后也要这样。”

农村劳作想必给大卫留下难忘的印象。回到上海后,他时不时给我们发一些随手拍的照片,超市货架上的玉米罐头、玉米广告……“我今年恐怕都不会再吃玉米了。”他笑着说,他这个夏天为玉米流过的汗,见过的玉米粒,比一辈子加起来的还多。

熟悉以后,大卫曾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住到村子里?”也许他是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夏天来到一个与我完全没有联系的中国小山村里?

看见他,就像看见几年前刚搬到乡下的我们,经历窘迫、熟悉后的欣喜、疲乏和困惑。“值得吗?”我问他。“当然值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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