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杨茜 陈馨懿

38岁的那年,何炯调离护士岗位,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8年时间,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其间遭遇冷眼和不理解,甚至谩骂。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何炯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与中年,往往因为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再过5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150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

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處。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8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1米8的大高个,30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等待到一颗健康心脏,他不知道。

何炯目睹着这一切,心里很难受,她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生,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受助者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那位女生的父亲。

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努力纠缠”。幸好,结果如双方所愿。但女生的父亲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男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生的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

摘自《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