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罗荡荡

森罗荡荡

常秉钊

前不久,杭州市萧山区发布的一则干部任前公示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其中一位候任者余某,此前是任职于浙江一家私营制造业企业的外贸经理。经过公示无误之后,他将以非体制内的身份成为萧山区的区管干部。

治理专业性的命题

这一人事任命与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干部选拔培养方式相比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它源自杭州市组织部门自去年启动的一项“年轻干部综合比选”(以下简称“比选”)工作。

根据公开信息来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一工作在杭州市余杭区、富阳区、建德市等地陆续都有推进开展。其中,绝大部分职位的招选条件都要求申请者具有“体制内”身份,也即现任职于县区机关单位、乡镇街道及事业单位、国企等。

但是也有一部分职位,主要以国营企业的管理岗位为主,对现任职务的要求则并不那么严格,允许任职于高校、民营企业等单位的申请者参与选拔。以余杭区为例,据杭州新闻网报道,“其招选的区旅游集团总经理、区环境(水务)集团副总经理、区金控集团副总经理、区农林集团副总经理等4个职位同时面向杭州市属范围内的主板上市公司、2019年世界500强、2019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等民营企业。”

不难发现此次各地“比选”所招录的岗位,特别是向“体制外”人才开放的岗位,都对参选者的专业性和既往工作经历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

以富阳区为例,其招录的医疗保障分局副局长、商务局总经济师不止对专业与职称进行了限定,还特别强调了医保、商贸相关的工作经历。其他相应国有企业的副职管理岗位,也定向要求具有财政金融、资本运作相关的经验。

萧山区委组织部对当地这次从民企选官的公开解释是:萧山近几年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比较大,传统制造业基本是靠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整体形势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以及从提高干部视野的开阔度的角度做了很多努力,总的来说力度是比较大的。”

实际上,大胆的人才选用尝试背后,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应对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在治理中所面临的专业性焦虑,以及对“专才”的渴求。

体制内外“双向流动”

曾几何时,体制内外也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才跨界,只不过主要是体制内向外的流动。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共有三次干部“下海”潮。特别是1992年深化改革之后,不少干部进入市场,投身私营经济。也是在这一段时间,以冯仑、潘石屹、樊建川等明星企业家为代表的许多人从体制内走出,创办公司一步步经营,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彼时,计划经济尚未完全被市场经济取代,体制内对优秀人才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和束缚力。当时市场需要具有商业思路、敢闯敢试的管理人才,商业利益的吸引与历史的洪流共同促成了这一次人才的大规模流动。

近年来,产业升级转型是各地方政府都在强调的经济发展新出路。然而升级转型意味着传统制造业要向技术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前进。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政府也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地方政府既是经济活动的规范者、监管者,也开始扮演着引导者、服务者的角色,而国有企业更是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

在如此背景之下,如果政府想要扮演好这些不同的角色,十分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选拔出符合职位要求、具有专业能力的干部。比如:国有企业的管理需要更懂得资本运作逻辑和现代管理思想,而社会治理也开始转向对数据工具与信息技术的使用,这些无一不对任职干部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技术要求。

在很多领域,若再要求干部以自身学习能力在短期之内去弥补专业性不足已经不再现实。这也就需要更多技术型、专业型干部的出现。那么从体制内外共同寻找符合要求的专业性人才成为了一种看似必然的选择。

“跨界”选官的下一步

实际上,相关的改革也一直都在推动。早在2007年深圳市就开始从体制外公开聘任具有岗位相关专业水平相匹配的公务员。只不过在当时的报道中,此类改革的目的在于给公务员体系引入竞争机制,改善政府机构人事管理状况。而到了2019年我国开始实行职级并行改革,让具有专门业务能力的公务员可以在级别、待遇等方面不断提升。

无独有偶,同样是余杭区在今年8月份刚刚组织了一场农村职业经理人招聘活动,其目的在于为村集体企业的管理发展寻找合适人选。招聘公告中明确要求,应聘者在经营管理、投融资、农文旅项目等方面应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

可一旦涉及到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也包括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的管理岗位等这一系列身份,问题也會变得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程序问题上需要十分谨慎。

尽管各区市在工作开展中都对本次“比选”进行了相应的程序设计,比如丰富考官来源、增设纪委监督、邀请监督员旁听等等,但是前文提到的萧山区比选结果,还是因具体选拔方案未公开而引来了舆论上不小的讨论。此外,萧山区此次由民企选拔而来的候任者余某或将直接成为区管干部,而非如其他区市一样入职国有企业,这便牵扯到了体制内外身份转变的问题。

在过往历史中,这样的转变并不多见,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是2008年,周云帆以创业公司CEO身份通过北京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招考,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并一路进入科技部。根据现行《公务员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录用担任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除此以外,根据《公务员法》第一百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但是聘任公务员需要具备一到五年的合同期限。萧山区这一次跨界选官尚未有合同期限等具体的细节公布。因此,对于此事是否符合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目前还有待当地有关部门更进一步的通告与回应。

另外体制内外在待遇、编制、续约与未来职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人才自“外流”向“内流”转变之后,这些问题的应对还需要更明确的规定与解释。以这一视角来看,杭州市的这一系列人才选用尝试仅仅只是一小步。地方政府若想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不断实现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创新要推动。

摘自《南风窗》